汇丰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警告称，这与 1997 年亚洲危机有相似之处

弗雷德里克·诺伊曼 (Frederick Neumann) 在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、日元疲软和科技股狂热等方面看到了危机前的做法，但他表示，这次亚洲的防御要强大得多

上一次美国借贷成本上升、日元暴跌和传染性科技乐观情绪在亚洲汇聚，结果是一场金融危机，导致各国政府垮台，数十年的经济进步化为泡影。汇丰银行首席亚洲经济学家 Frederick Neumann 认为，各种因素再次出现一致。

在 8 月 31 日的一份报告中，诺伊曼对当前宏观环境与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情况进行了尖锐的比较。三个因素特别引起了他的注意：美国国债收益率急剧上升、日元持续疲软以及投资者对主导技术叙述的热情。在 20 世纪 90 年代，这种说法就是互联网的繁荣。今天，它是人工智能。

相似之处很难被忽视

从收益率开始。 20世纪90年代初至中期，美国国债利率从1993年10月的约5%飙升至1994年11月的近8%，给依赖美元计价资本的新兴市场带来了冲击。当前的轨迹看起来令人不安地熟悉。 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已攀升至约4.79%，仅自2026年2月以来就增加了约80个基点。更广泛的弧线更加引人注目：收益率已从 2020 年 8 月的 0.5% 左右上升至目前的水平，这一举措从根本上重新定价了全球美元融资的成本。

然后是日元。 1997年危机之前，日元贬值约55%，兑美元汇率从80跌至130。这使得日本的出口价格下降，给亚洲其他国家带来竞争压力，最终导致失衡的破裂。

最后是技术热情。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，互联网革命将资本引入亚洲制造中心，为经济繁荣提供硬件支持。如今，人工智能投资周期正在做同样的事情，将巨大的需求引入韩国、日本和新加坡等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出口国。

为什么诺伊曼说这次不一样（而且确实是这个意思）

核心区别：20世纪90年代，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都是资本净进口国。它们依靠外国储蓄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，存在经常账户赤字，并在监管有限的情况下维持脆弱的金融体系。当美元融资成本飙升时，资本流向发生逆转，货币崩溃，多米诺骨牌从泰国到印度尼西亚再到韩国倒下。

今天的亚洲经济体总体上是资本净输出国。它们拥有经常账户盈余，持有大量外汇储备，并在专门为应对 1997 年金融危机而重建的监管框架下运作。导致最初危机如此蔓延的结构性脆弱性，即对短期外国资本的过度依赖，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排除在系统之外。

新漏洞：人工智能需求冲击

诺伊曼认为真正的威胁不是金融体系的脆弱性，而是美国对人工智能硬件的需求的潜在下滑。韩国、日本和新加坡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中建立了巨大的出口敞口，特别是在半导体和先进电子产品领域。如果美国对人工智能基础设施的兴趣降温，向亚洲经济体的传导机制将是直接而痛苦的。

美国财政部本身似乎正在仔细关注收益率状况。计划正在实施中，将长期债务的流动性支持回购加倍，从 9 月 9 日开始将每次操作的规模从 20 亿美元扩大到至少 40 亿美元。

对于接触亚洲市场的投资者来说，诺伊曼的框架表明，新的策略需要监控美国科技资本支出趋势、半导体订单以及人工智能相关需求的持久性。需求降温不会引发1997年式的经济崩溃，但在借贷成本上升已经挤压利润之际，它可能会给亚洲最发达经济体的盈利带来重大冲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