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币合约“吃客损”，中层代理是否需要承担全部刑责？

一起虚拟币合约平台案件中的罪名之辩，数额之辩与责任层级之辩

本文作者：路昊鑫律师

引言：第三次会见之后，我重新审视了这个案件

周四清晨六点半，我从上海出发，前往江南某县级市看守所。

这是接受委托以来，我第三次会见当事人。

相比前两次见面，他明显消瘦了一些。隔着会见窗口，他没有先询问案件结果，而是告诉我：“律师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把事实全部说清楚。”从被采取强制措施到这次会见之前，他经历了多次讯问，但一直没有作出有罪供述。并不是因为他不了解认罪认罚可能带来的从宽结果，而是他始终认为，自己承担了一部分并不属于自己的责任。

结束会见后，返程途中，我一直在重新梳理这个案件。

表面来看，这是一起围绕虚拟货币合约交易展开的案件，但真正决定案件走向的，并不是“虚拟货币”三个字，而是隐藏在交易模式背后的三个刑事评价问题：

• 这个平台究竟是在利用虚假交易骗取客户财产，还是通过设计高杠杆交易规则获取客户亏损收益？

• 案件中巨大的涉案金额，究竟哪些能够证明与我的当事人存在直接关联？

• 一个处于中间层级、被称为“老师”的参与者，究竟应当承担组织者的责任，还是仅对自己的实际参与范围负责？

这三个问题，分别对应刑事案件中最关键的三个环节：罪名认定、犯罪数额以及责任层级。

对于涉虚拟货币类新型经济犯罪而言，交易模式往往复杂，人员关系高度组织化，资金流向又具有较强隐蔽性。很多案件真正的争议，并不是有没有交易，而是如何评价这些交易。

以下内容根据案件办理过程整理，为保护当事人及相关人员隐私，文中人物、平台名称均作匿名化处理。需要特别说明的是，虚拟货币合约交易在我国境内属于相关部门明确禁止的金融活动。本文仅从刑事辩护角度，对案件中的罪名认定、证据审查和责任划分问题进行探讨，不代表对任何交易行为的合法性评价。

一、从“老师”到被追责对象：一个参与者如何被推到了责任中心？

案件涉及两个境外虚拟货币合约交易平台。

根据目前掌握的证据材料，该平台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交易服务平台，而是围绕客户获取、交易引导和利益分配形成的一套推广体系。平台方负责提供交易系统和后台支持，团队负责人负责对接平台资源并搭建推广团队，下面按照“老板—老师—组长—业务员”的层级展开业务。

业务员首先通过正规交易平台挂单出售 USDT，在寻找潜在客户后，通过聊天建立联系，再以交易经验分享、行情分析、盈利展示等方式逐步取得客户信任，随后引导客户进入指定平台进行合约交易。

与普通交易平台不同，该平台主推的是高杠杆合约产品，部分产品杠杆倍数达到数百倍。在这种交易模式下，客户持仓稍有波动，就可能触发强制平仓。而平台和推广团队的收益，并不主要来自传统交易手续费，而是来自客户亏损后的利益分成。

业内通常将这种模式称为“吃客损”。

所谓“吃客损”，是指平台或推广团队不依靠传统手续费盈利，而是按照客户亏损金额的一定比例进行分成。

我的当事人在案件中的身份，被认定为“老师”级别。

按照侦查机关目前的指控，他属于团队中的中层管理人员，负责招募和管理部分业务人员，并按照一定比例获取团队交易收益。

但在进一步阅卷之后，一个问题逐渐显现：

身份上的层级，并不必然等同于刑事责任上的范围。

根据现有材料显示，当事人最初确实参与团队组建，也曾招募部分人员加入。但是，这些人员进入团队之后，并没有全部形成稳定业务。有的人仅参与了一两个月便离开，有的人离开后加入其他团队，有的人则重新建立自己的业务体系，与原团队形成新的结算关系。

然而，在案件事实认定过程中，这些人员后续产生的交易金额和客户亏损，却被整体纳入了当事人的责任范围。

这也是本案第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：

一个人曾经招募过某些成员，是否意味着他需要对这些成员未来所有行为承担刑事责任？

答案并不能简单肯定。共同犯罪责任的基础，并不是身份关系，而是行为关系。

换句话说，一个人在犯罪体系中承担什么责任，需要看其实际实施了什么行为、控制了哪些资源、参与了哪些环节，而不能仅仅因为其曾经处于某个组织位置，就无限扩大其责任范围。

在组织化犯罪案件中，尤其容易出现一个问题：上游人员为了证明犯罪体系完整，会倾向于强调人员之间的介绍关系和组织关系；但对于具体参与者而言，真正需要审查的是，他在什么时间段内管理了哪些人员，这些人员产生的业务是否仍然受到他的控制，以及相关收益是否实际进入他的支配范围。

如果一个人员已经脱离原管理体系，重新建立客户来源、团队关系和资金结算模式，那么其后续行为是否仍然能够归责于原管理者，需要有更加具体的证据支持。否则，“最早加入的人”可能被错误理解为“承担最多责任的人”。

这并不是刑事责任评价应有的逻辑。

二、诈骗还是开设赌场？平台收益来自欺骗，还是来自交易规则？

本案目前按照诈骗罪方向进行指控。对于辩护律师而言，拿到案件后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，并不是简单判断“平台有没有问题”，而是需要进一步拆解：

• 客户的钱，是如何离开的？

• 客户产生损失，是因为被骗处分财产，还是因为参与了一项高风险交易？

这两个问题，看似接近，但在刑法评价中存在明显区别。

诈骗罪的核心，在于行为人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，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，并基于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。